一碗佛跳墙·千亩厦门地

一碗佛跳墙·千亩厦门地

《福建史志》1998年第3期《虎头山租界事件真相》记载:光绪二十三年二月,日本挟甲午战争余威,正式照会清政府,要求履行中日《公立文凭》第三款的规定,在厦门鼓浪屿、虎头山一带设立总面积达22万坪(约一千亩)的"日本专管租界"。驻厦门的兴泉永道台周莲,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,耗时达3年之久,将后续签订的具体实施章程,办成一纸空文。

周莲,字子迪,1848年出生于江苏如皋。是驰名中外的名菜“佛跳墙”创始人。1899年8月23日,周莲从福建按察使任上赴厦门,谋伎使夷制夷,以如皋名菜上八珍,高调宴请日本领事上野,并约定在席间与其签署厦门割地协议,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领事参加。宴会之时,得知具体情况的美国代表,端起“上八珍”愤怒离席,并明确表示:厦门不允许割地建租界,如果好割,我们美国人早就割了。随后送来照会,要求抢割同一地块作为美国租界。英国领事也强硬表示要分一杯羹:厦门是国际共同口岸,不能设立日本租界。

历史学家李启宇先生在《虎头山租界事件真相》文中有详细描述:

一百年前,厦门发生了日本企图强占虎头山作为专管租界的事件。对于这一事件,许多人尤其是与史、志稍有沾边的,早已耳熟能详了。

 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二月(纪年均为农历,下同),日本挟甲午战争余咸,正式照会清政府,要求依照有关条约,在鼓浪屿、虎头山一带设立总面积22万坪的日本专管租界。其时甲午惨败痛犹在心,但日本政府恃强凌弱,又有两国条约为据,拒之不得。若贸然答应,鼓浪屿将被划去三分之一,虎头山一带划去约40万平方米,且虎头山为沿海制高点,日后巩生不测。接到日本照会的第三天,即二月二十九日,清政府总署即致电闽浙督署、闽海关,称日本人“肆意婪索,希冀联接台湾声势”(引文不注明出处者均引自《近代厦门涉外档案资料》一书)指示闽浙总督“派出明干妥员详勘,拟议绘图贻说速复,以备辩驳。”前电发出后才过一天,总署又致电闽浙督署,两次强调:“台澎既被允踞,厦门近在咫尺,租界久远之事,不可不慎之于始。”电文提出:“厦门洋商杂处”,要查清楚日方要之地究竟“于居民是否相宜,于沿海形势,他国商人有无妨碍”,并指示闽浙督署“须密向税司(当时由英国人担任——笔者注)察访情形。”两封电文说明,由于“弱国无外交”,清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强取豪夺已无力应对,只能敢怒而不敢言,但总署的官员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办法——利用民情和外商力量和日本人周旋。实际上,围绕厦门虎头山租界发生的种种事件,都是由清政府总署的这两封电文导演出来的。

 根据总理衙门的电示,闽浙总督派出厦防同知张兆奎,绘图学生林兆燕赴厦门,与厦门道周莲“逐细履勘”,根据履勘结果,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向总署复电:“厦门地面逼窄……30年来,各国行栈皆随宜租地,与民错处,向未划有专界。”而日本所欲立界之地,“为商民聚集之所,其中约有铺户五六百家,民居房屋数千间,后面近山之地,新旧坟墓,鱼鳞叠葬,约数百首,并无余地……实无可开租界之处。”如日本坚持设立专管租界,只有沙坡尾与浮屿海岸两处海滩或可“酌租一处。”

 日本大使接到清政府总署复电,又与厦门领事商量,认为清政府提出的沙坡尾与浮屿海岸两处“于下锚诸多阻碍,不便行船,其与市衢相距较远,不便通商。”坚持要在鼓浪屿、虎头山设立租界。

 面临日本政府的外交压力,总署干脆将皮球踢到厦门,称“请贵大臣转饬领事官员与厦门道和平相商……一切租界章程,亦由领事与厦门道妥为商榷。”

 公文旅行来来往往,转眼一年过去了。驻厦门日本领事与周莲交涉一段时间之后,周莲调省任按察使,新任道台又迟迟未来。日本领事终于按捺不住,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十一月十六日,向代理道台提出:专管租界仍选定鼓浪屿西岸纱帽石一带及厦门虎头山一带,声称日方将派员“先行丈量,以便办理。”随后,日本领事果真派员到实地勘察,并绘成图纸。

 十二月初七,新任兴泉永道道台恽祖祁到任。三天后,日本领事上野照会恽祖祁,并附送专管租界测绘地图,要求恽“查照施行”。恽祖祁答复:按照总署指示,划界事须“妥商议办,必须与地方民情并无妨碍,方谓相宜。”以“饬听查勘明确详复核办”虚与委蛇。

 十二月(原书误为十一月)二十日,总署致电闽浙总督,揭示日本索要之地中“两处有英人之产,须查明划出,不得划在界内,”实际上是暗示中方应注意利用外国列强之间的矛盾,借助外国力量遏制日本的野心。

 浑祖祁依电施行,将日本欲在鼓浪屿、虎头山设立专管租界一事透露给英、美诸国。英、美、德等国果然群起反对,逼使日本不得不放弃在鼓浪屿设立专管租界的计划。至此,日本索要租界由两处22万坪成为一处4万坪,但日方仍坚持要将租界设在虎头山一带。恽祖祁却一口咬定:“虎头山民墓民居,实有关碍。”为鼓浪屿、沙坡尾、虎头山山脚海滩,浮屿海岸4处,则随时可“听候交割”。随后,双方公文频来频往,各持己见,互不相让。

 在厦门道与日本领事僵持的过程中,清政府从上到下出现了难得的一致。时任闽浙总督许应揆照会各国领事,称“虎头山一带为各国轮船停泊、起下货物、通商之处,岸上城防街市稠密,山腰坟墓累累,有10余万之多,为全厦形胜之地。一经划出专界,不但有碍各国通商,且民心惶恐,必至滋生事端,应请日本领事地勿固执己见,与兴泉水道从长计议……”日本大使逼迫总署“先须责办恽道怂恿英国领事及不肯出示安民两节。”总署应答:“英领事自言有碍,租界未定,如何出示?当勘察时,老幼环求,税务司亦同亲见,实系民情不顺,恽道并非办理不善,断难责备。我们因其与领事意见不合,另外派员察勘,已属格外通融……如再牵连恽道之事,只可不办了。”日本大使又提出将恽祖祁调开,总署答道:“恽道事属为公……交涉事件不止一国,若因此一节调开关道,断无此办法。”最后,双方决定“另行派员察勘”。

 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七月初七,闽浙总督派原厦门道台周莲前往厦门“会督厦门道厅与日本领事妥商划定租界。”周莲抵厦后,多次会见当地士绅及十途郊商董,并与厦防同知方祖荫再次上虎头山勘察,也认为“该山坟墓约十万余座,几无隙地,实属有碍民情。”经与日方多次商计,初步达成协议,将虎头山一处及该山坟墓均行剔出,以虎头山山脚及海滩共28222坪作为日本租界,不足4万坪部分,日后补足。并商定二月十八日到现场插界。

 插界之前,周莲、方祖荫分头会见地方士绅商民,托言商榷,实为报讯。现场插界当日,方祖荫一路上停轿“安抚”“拦舆哀恳”之民众,致使“街巷为之填塞。”日方插界官员一到龙泉宫,即被民众围住。日本官员令人驱赶民众,反而激起众怒,日本官员见势不妙,急忙撤回船上。民众则用石块追击,将一日本人掷伤,随后,全市商民罢市以示抗议,洋人商务公所亦致函各国领事,担心日本强行划界“激生民变,而起乱心”,“恳请诸位领事公同出力,劝谕日政府从宽一步”,“毋庸亟亟强取,致伤民情。倘事有不测,其害非浅。”周莲亦以民情商务为由,同日方商定“拟暂缓办,以期周妥。”两个月后,周莲与新任兴泉永道道台同日本领事签订《厦门日本专管租界续约章程6款》,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签订《厦门日本专管租界续约章程12款》。光绪二十六年八月,日本领事再次向厦门道提出租界范围的丈量问题,但最终没有下文。所谓虎头山山脚日本专管租界始终未有实际经营。在晚清的外交史上,象虎头山租界事件这样通过软缠硬磨而挫败列强强取豪夺的事例,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

以上就是《近代厦门涉外档案资料》为我们提供的关于虎头山租界事件的基本情况。

厦门日本租界问题在周莲手中,以一碗佛跳墙的代价,将此事办成了晚清时期众多丧权辱国条约中,唯一没有执行的条约。

如皋周氏敦睦堂家谱记载,周莲忍辱负重,为国分忧,六次被皇上召见。因厦门外交功劳,向慈禧太后进贡“如皋上八珍”,获赐御题超级褒奖匾额“慧映中华”和“顺时纳福”。

如皋史志记载,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月(1908年)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,如皋县政府将城中广福寺改为万寿宫,在里面设堂祭祀,并将慧映中华匾额移到万寿宫,接受全县官绅“哭临”。新皇帝溥仪登位也在此庆贺。

周莲在1906年因为不满朝政腐败而辞官回到家乡如皋,之后参加辛亥革命,1911年11月23日,亲自领导如皋的独立运动,担任民国时期第一届如皋军政总司令,。

民国元年(1912),周莲将万寿宫改为“如皋县参议会”。

民国27年(1938)春,日军进据如皋城,房屋被占为伪警察局。慧映中华匾额被藏至万寿宫南门的石合泰。1946年夏,万寿宫大殿改建的会堂在战火中被焚毁。

民国八年七月,周莲在如皋逝世,葬南乡杨花桥祖坟。

慧映中华匾额原件在文革中损坏。

1984年上海百岁书法家苏局仙,在品尝如皋佛跳墙之后,应周莲后人邀请,重新题写“慧映中华”,制成金字红匾悬挂于如皋定慧寺。